899年，经济学家托斯丹·凡伯伦（Thorstein Veblen）发现银勺和紧身内衣成为社会精英的地位象征。在凡伯伦那篇如今已经享誉天下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他发明了”炫耀性消费”一词，专指那些用于炫耀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实物性消费。100年后的今天，炫耀性消费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特色，但如今的奢侈品普及范围远大于凡伯伦的时代。
奢侈品的泛滥源自20世纪大规模生产经济和中国的代工行业的发展，以及劳动力和材料成本低廉的新兴市场的涌向。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产消费市场的出现，他们渴望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多的实物商品。
富人们纷纷规避公开的物质享受，转而把大笔资金投入到教育、退休和医疗领域——这虽然都是无形消费，但费用却比中等收入消费者可能购买的任何一个手袋都贵许多倍。收入最高的1%人群现在把最大比例的支出投入非炫耀性消费，教育在其中占据很大份额（大约在收入1%人群的家庭开支中占据6%，而在中等收入家庭开支中仅略高于1%）。事实上，1%人群自1996年以来在教育上的投入已经增长了3.5倍，而中等收入人群同期的教育投入基本不变。
美国中等收入阶层与1%最富裕阶层在教育投入上的巨大差异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与实物商品不同，最近几十年的教育费用越来越高。因此，为了让人们能够承受教育成本，就需要投入更大的财政资源。根据《美国消费者支出调查》出具的2003至2013年的数据，大学学费在此期间上涨80%，而同期女装费用仅上涨6%。中产阶级缺乏教育投入并不表示他们不重视教育，而是因为教育费用对他们来说过于高昂，以至于几乎不值得为此存钱。
虽然很多非炫耀性消费都极其昂贵，但其表现方式较为便宜，却同样具有标志意义——包括阅读《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购买有机鸡蛋。换句话说，非炫耀性消费已经变成一种简单明了的方式，帮助新精英阶层向彼此传递自己的文化资本。而在参加私立幼儿园后，他们也应该知道在午餐盒里装一些藜麦饼干和有机水果。
有人或许认为，这些烹饪方式是现代社会的母亲常用的做法，但你只要稍微迈出上层中产阶级的圈子，来到美国内陆地区，便可看到截然不同的午餐盒——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压缩饼干，甚至完全没有水果。类似地，虽然家住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的人或许认为每个美国母亲都应该用母乳喂养孩子一年，但统计数据显示，全美只有27%的母亲完成了美国儿科学会推荐的这个目标。（更有甚者，阿拉巴马州的比例仅为11%。）
了解这些看似廉价的社会规范，本身就是进入有志阶层的标志，而这些标志绝非没有成本：《经济学人》的订阅费可能仅需100美元，但要知道应该订阅这本杂志，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它塞进包里，可能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浸淫在精英环境之中，而且还要入读学费高昂的学校——因为只有那里的人才会赞赏那本杂志，并相互探讨里面的内容。
最重要的或许在于，针对非炫耀性消费展开的新投资以之前的炫耀性消费所无法实现的方式复制了特权。知道应该引用《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的哪一篇文章，或者应该在当地的农场里参与哪些闲聊，可以帮助人们获取和彰显文化资本，从而获得一张进入这个社交网络的门票，帮助其开辟一条通向精英职位、关键的社会和职业关系，以及私立学校的道路。简而言之，非炫耀性消费提供了社会流动性。
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对教育、健康和退休的投资会影响消费者的生活质量，还会影响下一代未来的生活机会。比起凡伯伦时代的炫耀性消费，如今的非炫耀性消费是一种更加”险恶”的身份开支。
无论是母乳喂养还是教育投入，非炫耀性消费都是为了提升生活质量，改进下一代的社会流动性，而炫耀性消费本身就是终点——只能徒有其表。对于当今的有志阶层来说，非炫耀性消费可以保护他们的社会地位，即便他们未必会对外展示这些东西。
（文/转载自BBC中文网）
